推进数字经济与数字职业协同发展

　　日前，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完成修订并向社会公布。在新增加的职业中，有97个职业带有数字标识(以下简称“数字职业”)，占职业总数的6%，这在职业分类大典修订中尚属首次，引起社会各界关注。

　　新职业是科技进步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在工作领域的表现，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，以及劳动力市场工作方式、工作内容及其对劳动者知识和技能需求的变化。为了反映职业的动态变化，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修订机制。

　　应该说，此次职业分类大典的修订，较好地反映了经济社会变革在职业领域的表现。大量数字职业列入职业分类大典的背后，是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。国务院在2021年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中提出，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、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今年7月发布的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(2022年)》显示，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.5万亿元，占GDP比重达到39.8%，其中，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为8.35万亿元，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.3%;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.18万亿元，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.7%。

　　面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，我国给予高度重视并出台了相对系统的政策和措施。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数字经济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数字经济单独成段进行表述，并首次提出“完善数字经济治理”。2021年，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《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(2021)》，从“数字产业化”和“产业数字化”两个方面确定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，建立了我国数字经济核算统一可比的统计标准，为科学统计、评价数字经济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良好基础。一些地区也将数字经济作为本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。北京市计划通过5到10年的努力，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“六个高地”，到2030年，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。《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提出，到2025年底，上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前列，增加值力争达到3万亿元，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大于60%。

　　数字职业的大量涌现，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。在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讨论中，一直存在着替代论、互补论抑或是中性论的观点。而数字职业的大量涌现，至少可以说明，此轮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，对就业扩容是有积极拉动作用的。将这些职业增补到职业分类大典中，为这些职业的从业要求、职业发展路径等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内容，对相关从业者的能力提升、职业规划和人生价值实现都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支撑作用。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，国家发改委等19个部门在2018年发布了《关于发展数字经济 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》，中央网信办、教育部、工信部、人社部今年联合印发《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》，均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及其在就业领域的影响进行了回应。

　　推进数字职业健康发展，有以下几个着力点。第一，规范开展职业培训活动，根据职业分类大典公布的目录，及时拟定各职业相关技能、素质的培养培训体系，规范开展各类培训和考核鉴定工作，引导社会各界科学认识职业标准、培训的作用。第二，发挥各类学校的人才培养阵地作用。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，应该对新职业的发展需求做出回应。有两个方面可以考虑，一方面，根据新职业的人才需求，新增一部分专业，全面系统设计人才培养方案，招生结构也会发生变化;另一方面，在现有专业中，调整部分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，优化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结构。第三，发挥各类市场主体和用人单位的积极作用，在人才培养内容拟定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、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，探索用人单位、施教主体和劳动者的良性互动机制，优化监督机制，规范各类培训活动。

　　(作者为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市场与流动管理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：李静 )